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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时评：外资进入中国的故事没有结束******

　　中新社北京12月28日电题：外资进入中国的故事没有结束

　　中新社记者夏宾

　　近年来，每隔一段时间外媒就会炒作“外资撤离中国”的言论，但在事实面前，这样的声音总显得那么“柔弱”。

　　看两组最新数据。一方面是外资加速布局中国市场。中国商务部称，今年1至11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560.9亿元(人民币，下同)，规模已超去年全年，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9.9%。韩德英日四国对华投资增长最高，其中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达122.1%。

　　总投资50亿元的现代汽车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项目基地落户广东、总投资20多亿元的西门子数控南京有限公司新工厂投运、欧莱雅“牵手”上海在华成立首家投资公司……今年以来，多家知名外企拿出真金白银，在华投项目、建新厂、扩产能。

　　另一方面是外资出手买进A股。进入11月，北向资金重新恢复净流入态势，截至12月22日，北向资金合计净流入922亿元，过去一年更是达到1017.87亿元。

　　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开放的资本市场，外资出现阶段性有进有出是正常现象，A股同样如此，而站在更长的时间维度观察，短暂的净流出从未改变外资对A股的“长情”。

　　中国为何能保持外资流入的强劲势头？

　　一是容纳外资的潜力。简言之，中国市场利用外资的比例和中国资产在全球机构的配置，与中国经济的全球地位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富达国际全球首席投资官安德鲁·麦福睿直言，多元资产组合对投资者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相对于中国市场规模，中国资产在全球仍处于“低配”，且在未来仍有增长潜力。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2021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达到创纪录的1810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二。但中国FDI(外国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占GDP比重分别仅有1%和11.9%，这两项指标在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前二十大经济体里，排在19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对外资而言“蓝海”依旧。

　　二是引入外资的能力。栽好梧桐树，引得凤来栖。坚持扩大开放和改善营商环境，中国在政策支持、制度改革上联合发力，让外资入华更为高效便捷。

　　可以看到，中国今年进一步压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逐步放宽重点领域准入门槛，持续减少市场准入限制；把沈阳、南京、杭州、武汉、广州、成都6个城市纳入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发布《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2年版)》，进一步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也始终在路上：拓宽沪深港通标的范围，正式启动互联互通下ETF交易；建立健全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与交易所债券市场制度；正在研究制定外资适用特定短线交易制度的政策等。中国亮明开放态度，为外资进入资本市场注入信心、拓宽通道。

　　三是留住外资的魅力。希望搭上中国成长的“顺风车”才是外资“加码”的核心诉求，没有谁想错过中国经济向好前景背后的“掘金”机会。

　　当前，中国大部分经济数据已有所恢复，宏观基本面周期性向上的趋势逐渐确立，不少机构对中国明年GDP增速的预测也颇为“光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3年中国GDP增速为4.4%，比2023年的全球平均预期增速高出1.7个百分点。国际金融论坛最新报告称，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将达2.8%，中国经济有望增长4.6%，明显高于全球经济增速。

　　必和必拓首席执行官迈克·亨利近日出席路透社举办的一场会议时称，中国具备未来20年经济持续增长所需的所有基本要素，而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不断增强。

　　外媒唱衰中国经济却挡不住外资“用脚投票”迈向中国。正如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近期在展望中国经济前景时所言，中国吸引外资流入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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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中外对话|德国和欧洲始终与中国保持对话为何重要？ ******

　　2022年，刚刚完成联邦政府换届的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开始担任七国集团(G7)主席国。在政坛完成新老交替后，人们对中德关系可以期待多少延续性和稳定性？为何中欧之间保持对话合作、互学互鉴始终具有重要意义？欧盟对华关系的“三分法”(“伙伴、竞争者和制度对手”)为何亟待商榷？

　　针对上述问题，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日前独家对话德国联邦议院议员、前副议长、德国“中国之桥”协会主席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Dr. Hans-Peter Friedrich)。

　　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表示，无论德国内政如何变化，他对德中关系保持延续性感到乐观。他指出，面对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各国政府应当携手合作，中国和欧洲构成一条全球发展和稳定之轴，双方需要紧密携手、并肩前行。他认为，德国人可以从中国人身上学到如何更加乐观地去看待技术领域取得的进步，并勇于开启新的项目。

　　针对欧盟“伙伴、竞争者和制度对手”的对华关系定位，弗里德里希指出，欧盟和中国无疑是重要的伙伴，而竞争则主要是指双方企业之间的竞争、而非国与国的竞争。针对“制度对手”的提法，弗里德里希指出，欧盟和中国都没有意愿改变自身的政治制度。在他看来，欧洲人有很强的动力去确保美中对抗不走向升级，确保各方能够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携手合作。

　　以下是对话全文摘编：

　　彭大伟：对于中德关系，人们可以期待多少延续性和稳定性？

　　弗里德里希：从德国的角度来看，中国不仅在经济和技术层面是一个重要的伙伴，在政治层面同样如此。而反过来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德国也是其在欧洲的一个重要伙伴。正因如此，双方的关系必须具有延续性。

　　无论内政格局如何变化，德中之间如此重要的一系列伙伴关系都必须得到呵护。在这一方面我也感到十分乐观。德国现在有了新一届联邦政府，我预计德国与中国的关系将是德国总理府的优先事项。

　　奥拉夫·朔尔茨是我们德国的新一任总理。他曾担任汉堡市市长。早在汉堡市长任内，他就为促进德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发展做了很多工作。我预计，在就任德国总理一职后，奥拉夫·朔尔茨仍将继续这项工作。他的政策与前任总理默克尔存在延续性。

2021年12月8日，德国新任总理朔尔茨及新政府内阁全体成员在柏林的德国联邦议院宣誓就职。图为朔尔茨宣誓就职。中新社记者彭大伟摄

　　彭大伟：德国和欧洲始终与中国保持对话，这一点为何如此重要？

　　弗里德里希：首先，我相信，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当涉及到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要使得我们的星球免于“过载”，例如在环保、气候、卫生等议题上，所有国家就都必须共同承担责任、携手合作。

　　我们正处在新冠大流行当中，对此有切身感受。此外消除饥饿也是重要的议题。在上述议题上，全球各国政府必须进行合作，欧洲和中国当然在这其中也承担特殊的责任。

　　我们都生活在同一片广袤的欧亚大陆上，我相信中国到欧洲构成一条发展之轴和稳定之轴。这条轴具有关键意义，因此德国和中国之间需要紧密地并肩前行。

　　彭大伟：德国新一届联邦政府希望改善德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数字化等方面的表现。这会否开启新的对华合作空间？

　　弗里德里希：数字化和应对气候变化不仅是政界面临的两项突出挑战，也是经济界和全体企业面临的一项重大的转型进程，这一进程必须在未来10到30年内完成。因此，数字化和应对气候变化是所有人的日程表上最优先的议题。

　　德国和中国刚好在上述领域拥有非常多的合作可能性。对两国企业而言，上述领域也是举足轻重的，氢能的利用便是其中一个例子，在其它很多具体领域我们两国未来也肯定会有合作。

当地时间2021年10月26日，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政府卸任仪式上将任期结束通知，正式交给担任了德国总理16年之久的默克尔。

　　彭大伟：默克尔在卸任总理前接受的最后一次专访中表示，“德国和欧盟应该延续同中国的合作，并且双方都能够从对方身上学到东西”。您认为双方分别可以从对方身上学到什么？

　　弗里德里希：总体而言，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中国、从中国人身上学到如何更加乐观地去看待技术领域取得的进步。德国在很多领域对革新、对新技术发展都过度谨慎，而中国人则首先看到其中的机遇，其次才去关注风险——德国的态度刚好相反。

　　我想德国人可以向中国人学习的是，如果能够勇于开启新的项目，并在一些地方不尽如人意、甚至暂时遭遇失败时坦然面对，同时专注于机遇，这将是很好的事情。这是我们必须向中国学习的、十分重要的一点。至于中国人能够向我们学习什么，这得由您来解答。

　　彭大伟：我能想到的是氢能等绿色清洁能源和技术，以及其它更多的领域——可能用“合作”比“学习”更贴切。

　　彭大伟：您对欧盟提出的对华关系“三分法”(“伙伴、竞争者和制度对手”)有何看法？这种“三分法”是否会导致不同体制之间的对抗甚至摊牌？

　　弗里德里希：德国新一届联邦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中就能找到您所提到的“三分法”。但当人们仔细看这些概念时会发现，“伙伴”是明确无误的，我刚刚已经提到了，全球各国政府采取合作才能使我们成功战胜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在“竞争”这一层面，“竞争”与其说是指中国与欧盟、中国与德国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如说更多地是指企业间的竞争——德国企业、荷兰企业、法国企业、捷克企业、中国企业……企业之间存在竞争。

　　至于“制度对手”这一提法，我必须坦诚地说，我不太清楚这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因为经过仔细思考后，我并不觉得欧盟有意愿改变其自身的政治制度，我同样也不认为中国有改变其自身政治制度的意愿。

　　在这一意义上，“制度对手”的问题实际上仅涉及不同权力体系之间的竞争，尤其是美国和中国之间。作为欧洲人，我们有很强的动力去确保美中对抗不走向升级，确保我们能够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携手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