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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机场春节客流快速回升：首都机场增超两倍******

　　兔飞猛进｜多地机场春节客流回升：上海两机场增超七成，首都机场增超两倍

　　在多重政策利好释放后的第一个春节假期，多地机场客流快速回升。

　　1月28日，全国多个主要机场发布春节假期数据，据澎湃新闻记者梳理，今年春节假期上海两机场客流量同比增超七成，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六成水平。首都机场运送旅客量同比增超2倍。白云机场均进出港旅客同比增超八成，已恢复到2019年春运的同期水平。海南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琼海博鳌机场、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三大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增近三成，恢复至2019年春运同期的九成水平。

　　具体来看，据上海机场集团1月28日消息，1月21日至27日春节假期期间，上海浦东和虹桥机场共保障进出港航班10681架次(其中，浦东机场6404架次，虹桥机场4277架次)，同比增长17.3%，恢复至2019年同期七成水平；客流量135.1万人次(其中，浦东机场74.8万人次，虹桥机场60.3万人次)，同比增长74.5%，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六成水平。

　　1月20日晚，文化和旅游部发布通知，试点恢复出境跟团游。此前，中国已于1月8日起取消入境核酸检测和集中隔离、优化内地与港澳人员往来。

　　国际航班方面，上海机场称，随着中国战“疫”进入新阶段，上海国际客运航班也逐步恢复，目前浦东机场国际客运航班日均约80班，同比增长1倍左右，通达全球30个国家42个国际航点。今年春节长假期间，国际航线以泰国最为热门。

　　据新民晚报报道，截至1月27日，春运期间上海机场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28万人次，日均1.4万。其中1月27日出入境人员近1.9万，迎来客流峰值，约为政策调整前的4倍。春节假日七天，上海机场移民管理警察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10.5万人次，同比增长150%，查验出入境客运航班587架次，同比增长160%。

　　北京机场方面，1月28日澎湃新闻记者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方面获悉，1月21日至27日春节假期首都机场共起降航班5169架次，运送旅客71万人次，较去年春节同期分别增长约64.78%、208.7%。

　　据央视新闻报道，1月28日(正月初七)，春节假期后首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计划执行航班761架次，预计旅客吞吐量11.5万人次。1月21日(除夕)至1月27日(正月初六)，春节七天假期，大兴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65.6万人次，执行航班4683架次，日均旅客吞吐量9.38万人次，日均执行航班669架次。

　　据1月28日“白云机场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春节假期接送旅客超百万，达到102.2214万人次。其中，国内客流快速回升，日均进出港旅客14.12万人次，较2022年同比增长83.07%，已恢复到2019年春运的同期水平。1月27日白云机场迎来返穗客流最高峰，全日接送旅客17.9624万人次，再度刷新今年春运单日接送旅客纪录，显示出强劲复苏势头。预计这一回程高峰将持续至1月31日。

　　在1月28日召开的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上，澎湃新闻记者获悉，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蔡治洲在大会上表示，将锚定建设世界一流机场目标，进一步优化国际航线布局，提升枢纽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抢抓市场复苏机遇，加大市场开拓力度，确保生产恢复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白云机场力争恢复至疫情前的80%以上，其余机场力争恢复至疫情前的90%以上。

　　除了北上广外，热门旅游目的地带动机场客流爆发式增长。

　　1月28日，澎湃新闻记者获悉，春节假期海南岛内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琼海博鳌机场、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三机场进出岛航班6683架次，旅客吞吐量109.2万人次，货邮吞吐量3018吨，同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7.2%、27.0%、0.4%，恢复至2019年春运同期的98.4%、90.9%、96.1%。

　　其中，黄金周单日旅客量高峰在1月27日，岛内三场进出港旅客吞吐量超18万人次，其中，美兰机场突破9万人次、凤凰机场8.5万人次，均创疫情以来单日旅客吞吐量新高。

　　整体来看，春节假期全民航运输旅客量同比增近八成。1月28日，据中国民航局网站消息，2023年1月21日至27日(农历除夕至正月初六)，春节假期七天民航运输旅客900万人次，比2022年春节同期增长79.8%。春节假期七天，进出港旅客量较高的机场有广州、深圳、重庆、北京、昆明、西安、上海、杭州、成都等主要客源地和目的地城市。

　　澎湃新闻记者 邵冰燕

一题而三命意的《伶官传序》******

　　作者：詹丹

　　欧阳修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中间和结尾，出现了三处观点句，即：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的主旨”，把第二处称为“结论”，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但更重要的，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是一篇的主干。其次，所谓“人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是主干，后两处是“人事”的具体表现，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的逻辑关系。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从逻辑分类看，后两处的观点，确实都属于“人事”的范畴。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提出了与“天命”相对的观点，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也就是说，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人事”来说，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只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的一个概念，把传统的认同“天命”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忘栉沫之艰难，狥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所以在林林总总的“人事”中，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吾富有天下，岂不能作一楼？”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被甲跨马，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宦官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而不听忠臣进谏、尽受小人蛊惑，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胡三省加注感叹说：“郭崇韬之言，其指明居养之移人，可谓婉切，其如帝不听何！”

　　此外，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这样，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也就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的特殊性，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这第三处的观点句，就是微观了（尽管结尾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我们都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的。在这过程中，作者所谓的“虽曰天命”一句，似乎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固然可以说，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天命”意识，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的，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规律性之理，以颇为“自然”的方式出现，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而这，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天命”互为相通，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认为是从“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也就是“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可以借助自然灾害，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所谓“天谴事应”。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新唐书》，就讨论了“天谴事应”的问题，并对此有所质疑。在“五行志”中，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正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的桥梁。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成为一种规律时，认识到这种规律、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不过，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不断重蹈覆辙时，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呜呼！”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