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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湖北省科技工作会议在武汉召开******

　　1月7日，2023年湖北省科技工作会议在武汉召开。会议指出，过去五年，湖北科技创新高地建设稳步推进，科技创新体系更加完善，科技创新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生态持续优化，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会议现场。杨光泗 摄

　　2018-2022年，湖北省高新技术企业由6590家增至2万家，增长203.2%；科技型中小企业由3500家增至2.4万家，增长585.27%；技术合同成交额由1237亿元增至3000亿元以上，增长142.5%；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由6653亿元增至1.1万亿元，增长65.3%；全省研发人员由25.74万人增至35.36万人，增长37.4%；全社会研发投入经费由822亿元增至1160亿元，增长41.1%；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由1.96%增至2.32%，提高0.36个百分点；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由67.44%增至72.15%，提高4.71个百分点。湖北研发投入、技术合同成交、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高能级创新平台、高端人才数量等系列创新指标稳居中部第一，区域科技创新实力进入全国第一方阵。

　　2022年，湖北以建设武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加快打造全国科技创新高地，湖北科技支撑引领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实现新突破。湖北科技工作高位部署聚力推进，取得里程碑式重要进展，交出亮眼“成绩单”，武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成功获批。数字建造、智能设计与数控等2家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获批建设，数量居全国第2。全国重点实验室优化重组进展顺利。湖北科技工作实现主要指标大幅提升，跑出科技强省建设“加速度”，湖北省区域科技创新水平排名稳居全国第8、中部第1，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达到72.15%，较上年提高2.82个百分点；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总数预计突破2万家，同比增长超过37%；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超过2.4万家，增长达70%；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预计突破1.1万亿元，增速超过10%；技术合同成交额超过3000亿元，增长超过40%。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达到1160亿元，增长超15%。

　　会议强调，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贯彻落实湖北省第十二次党代会部署的关键之年，是湖北科技自立自强年。力争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增长20%、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20%、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幅超过10%、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25000家以上、培育科创“新物种”企业100家。

　　会议通报了2022年湖北省科技工作重点指标数据完成情况，武汉市科技局、襄阳市科技局、宜昌市科技局、大冶市科技局、湖北洪山实验室、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同志作大会交流发言。

　　（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张锐 夏静 通讯员朱勇进 冯星星）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